| 次贷危机中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缺失及其启示 |
| 胡红星 2009-08-13 |
| 摘 要： |
本文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说明了国际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失效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际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提出了建议。 |
| 关键词： |
金融危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内部风险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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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机构影响广泛且深远，一些国际大型银行经营艰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截至2008年末，全球主要金融机构信贷和市场风险损失共计1万亿美元，其中银行业风险损失达7400亿美元。本次金融危机不仅吞没了许多曾经长期风光无限的大型金融机构，也颠覆了华尔街的经营和风险管理模式，这些建立在先进风险管理工具基础之上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不仅未能成为抵御危机的中流砥柱，还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值得人们思考。我国金融体系对外开放程度有限，金融危机对我国整个银行体系的冲击并不明显，但是针对风险管理基础比较薄弱的我国商业银行而言，深入剖析众多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对我国商业银行提高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次贷危机背后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漏洞
从次级债券的资产证券化结构可以看出，尽管次级债券信用衍生链条长，结构复杂，潜在风险掩盖其中，但如果把握好次级贷款的信用风险特征和次级债券的结构特征，其风险并非不可识别。实际上，国际金融机构未能有效识别次级债券的潜在风险，大量投资次级债券，其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国际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体系存在漏洞，导致内部风险控制失效。具体而言，其风险管理体系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公司治理存在缺陷，激励机制扭曲，注重短期收益而忽略长期风险。
良好的公司治理要求股东和董事会能够有效了解、指挥和控制整个公司，由于股东、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股东和董事会对公司的影响力受到限制，并且薪酬结构、年度分红等激励机制扭曲和内部问责制度缺乏，直接鼓励了管理层过于短视的决策行为，金融机构过度注重短期收益而忽略基础资产的长期风险。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本身存在结构设计和流动性方面的风险漏洞，如果金融机构保持应有的审慎态度，是能够发现次级贷款和次级债券的潜在风险，但是追求短期高额收益的诱惑，促使金融机构忽略了次级债券的长期风险，甚至不惜高杠杆融资投资这些产品。
2、“重”业务发展“轻”风险管理，风险管理跟不上新业务的发展。
随着固定收益产品、信用衍生产品的流行和交易的飞速发展，金融机构均面临很大的赚钱压力，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均大力拓展高收益的次级债券业务，相对应的是，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跟不上新业务的发展，对新业务风险难以有效监控，金融机构普遍存在“重”业务发展“轻”风险管理的倾向。一般而言，金融机构业务部门收益越高，部门影响力越大和配置的资源也越多，业务部门出于考核收益的目标激励，往往具有低估风险的动力。风险管理部门投入则相对不足，对新业务的信息获取常滞后于业务部门，有时候对业务部门新业务的专业运作也不是十分清楚，往往对风险难以做出及时合理评估，即便是风险管理人员认为某项新业务可能具有大的风险，业务部门、管理层甚至整个系统都很有可能不接受这样的风险评估。
3、规避审慎资本监管制度约束，忽视表外风险的合并管理。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表外实体没有规定计提相应风险资本，许多银行金融机构为了规避资本监管约束，在表外设立实体参与次级债券交易，通过表外实体发行短期资产支持型票据（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ABCP）或短期次级债券、资本票据等短期融资方式为长期资产融资，以获取短期负债和长期资产之间的高额利差，银行金融机构则为这些表外实体提供流动性便利。从法律层面上看，大多数表外实体都是单独实体，银行金融机构没有法定义务承担表外实体的投资损失，但为避免表外实体破产给自身带来的声誉损失，银行金融机构不得不将这些表外风险暴露重新收回表内。在表外实体次级债券投资中，银行金融机构普遍忽视了其表外实体所形成风险暴露的合并管理。
4、新业务风险计量能力薄弱，压力测试不充分。
作为信用衍生产品的次级债券经过多次分拆、打包、分层，其基础资产的风险特征越来越模糊和不透明，次级贷款借款人信用信息完全掩盖在各种结构性安排之中，尽管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传统信贷业务的风险识别和计量方式较为成熟，但对新业务的风险计量能力则相对薄弱。风险计量涉及很多复杂问题，如模型假设前提，资产价格波动的分布假定，利率、波动性、相关性、信用基差等输入变量选择等问题，这些因素都给新业务的风险计量带来很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并且风险价值VAR模型不能很好地计量包括流动性风险在内的“尾部风险”。“尾部风险”往往通过压力测试等方式来计量，金融机构显然未进行充分的压力测试，未考虑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动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未充分考虑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之间的传染性。
5、缺乏独立的风险判断，过度依赖外部评级。
由于次级债券信用衍生链条过长，金融机构投资者不愿花费太多的资源对次级债券进行全面调查和独立的判断，过度依赖国际评级机构对次级债券的风险评估。与此同时，国际评级机构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次级债券，没有采取足够审慎态度，并且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经营模式使评级过程存在利益冲突，也影响评级行为的“公正性”。目前，标普、穆迪和惠誉等几家国际大型信用评级机构几乎提供了全部重要的评级服务，全球金融机构的投资决策越来越依赖外部评级报告，从某个方面来说，金融危机发生是评级机构评级误导的结果，众多金融机构出于对国际大型信用评级机构的信赖，大量投资次级债券，结果遭受了巨额亏损，其中不乏拥有先进风险管理工具的花旗银行集团、瑞士银行等国际大型金融机构。
6、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存在缺陷，监管资本未充分反映业务风险。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存在的缺陷导致银行金融机构监管资本未充分和敏感地反映银行面临的风险。首先，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下，银行金融机构无需对其表外实体风险资产计提相应风险资本，提高其整体资本运用的杠杆率，促使银行金融机构通过表外实体过度承担风险。其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允许银行金融机构在内部评级法框架下根据VAR模型来计提风险资本，VAR模型的特点是强调多元化业务的风险分散作用，两个历史相关度较低的业务，其组合风险资本计提低于两个业务独立风险资本计提之和，但相关度较低业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由于其风险资本计提存在不足，整体抗风险能力下降。此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表外实体等方面信息披露的硬约束，如缺乏交易账中的衍生产品风险敞口、表外产品的发行人、内部评估方法等信息披露的规定。
7、金融机构外部监管放松，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处于空白。
美国金融市场上世纪末去监管倾向导致金融监管放松，这种倾向助长了金融市场监管的缺失。在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上，随着上个世纪末美国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的发展，大多数大银行都可同时经营传统信贷业务和投资银行等综合性业务，监管机构未能对银行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进行有效监管。在投资银行的监管上，与综合性商业银行相比，监管机构对投资银行净资本和杠杆率缺乏严格的要求，投资银行自有资本少，资本充足率低，杠杆运用率过高，在信息披露上缺乏对场外交易信息披露严格要求。在次级贷款发放机构监管上过于放松，次级贷款审贷程序和标准较为宽松甚至低下，代理机构缺乏严格的贷款审查和风险管理制度，市场激烈竞争和主要以经纪人、客户代理的销售模式，加剧了审贷管理的放松。在信用评级机构监管上基本处于空白，对评级机构经营管理、内控、评级方法、评级模型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缺乏有效监管。
二、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启示
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避免“见利忘险”。
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仍十分不健全，“三会一层”职责边界不清晰，董事会独立性不够，董事履职的专业性有待提高，激励约束机制设计不够科学，权利和责任存在严重不对称，责任追究难以有效实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与业绩考核双重压力下，在业务拓展中容易“见利忘险”。为防范委托代理中的道德风险，商业银行应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合理的薪酬结构和年度奖励制度。薪酬制度和激励体系应和风险成本相结合，各管理层的报酬应合理递延（例如专户保存），报酬的兑现不能仅以账面利润为依据，而应以经营现金流为依据，切实从绩效考核机制上抑制过度的短期逐利行为，促使各管理层在捕捉市场发展商机的同时，保持应有的审慎风险管理态度。
2、健全风险管理体系，促进新业务和风险管理的均衡发展。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快速，创新业务层出不穷，盈利高的部门资源投入大，优秀人才自然向业务部门聚集，风险管理资源投入跟不上业务的发展，风险管理部门获取的业务信息往往来源于业务部门，有些业务信息经过处理后无法反映其风险特征，风险管理部门难以对新业务风险做出独立和合理评估，客观上形成了新业务和风险管理的非均衡发展。因此，应健全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构建垂直化和专业化的风险管理架构，科学设定整体风险偏好和各业务的风险偏好，确立风险限额管理，特别是新业务的限额管理，根据风险管理要求为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配置经济资本，结合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RAROC等指标进行绩效考核，增加风险管理的资源投入，保证风险管理人员与业务经营人员同等地位和薪酬，促进新业务和风险管理的均衡发展。
3、加强创新业务风险识别与控制，强化表外业务的风险管理。
众多的创新业务在给商业银行带来较高收益的同时，也带来较大的风险，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产品的结构也越来越复杂，风险管理的滞后性容易导致银行内部对创新业务“内控真空”和监管当局“外部约束真空”，增加了风险识别和控制难度，并且，我国商业银行的创新业务常通过表外业务体现出来，表外业务不受监管资本约束和贷款规模的限制，商业银行具有将表内风险资产转化为表外资产的动力，存在弱化风险管理的倾向。因此，在创新业务和表外业务上商业银行应制订严格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根据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和管理能力，确立合理业务限额和杠杆比例，合理度量其表外业务的实质风险，明确表外业务的风险资本约束方法，强化对表外业务的风险管理。
4、加强内部评级体系和风险计量模型建设，审慎运用模型的结果。
我国商业银行正处在自身内部评级体系和风险计量模型建设的初级阶段，风险控制技术和风险计量模型一般外包给国际上著名的咨询机构，由于风险计量模型所需要的历史数据积累时间短且不完整，通过外包建立的技术和模型与我国特有环境需要一个长期磨合过程，其准确性尚待检验。针对金融危机的教训，我国商业银行在内部评级体系和风险计量模型建设中，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分析风险参数的估计方法，充分考虑金融工具的多维性风险特征，基于严格的实证分析和历史违约经验，校准到长期平均违约水平，对模型进行定期返回检验（Bsck-testing），同时结合专家判断、定性判断、压力测试等技术方法，提高模型预测能力和前瞻性，审慎地运用模型的结果，防止低估风险。
5、加强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防范“尾部风险”。
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是分析“尾部风险”的有效工具，它弥补了风险计量模型无法对“尾部风险”进行有效计量的缺陷受我国商业银行整体风险管理水平的限制，我国商业银行压力测试运用仍十分初浅，压力测试运用局限于单一突发事件对银行财务和风险状况的影响，对较为复杂的组合业务风险，以及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之间的相互传递等情形，难以有效衡量和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应做好数据的长期积累工作，逐步提高压力测试能力和水平，重视风险计量模型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链条效应，审慎估计表内外风险暴露和相互转化，全面分析各极端情况对银行盈利能力、财务状况、风险抵补能力和资本充足率的冲击，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方案。
6、避免盲目依赖外部评级，培养独立判断风险的能力。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评级起步晚基础较差，投资决策在很多方面会依赖外部评级机构的信用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如在对内投资决策上会依赖中诚信、联合、大公国际等国内评级机构的评级，在对外投资决策上会依赖标普、穆迪和惠誉等国外评级机构的评级。由于一些评级模型在金融业广泛使用，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模型和评级方式往往具有趋同性，特别是复杂的金融产品的评级，其评级模型由少数金融工程师设计，各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高度相关，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我国商业银行要想在市场快速发展中稳健经营，就应增加风险管理基础建设的投入，建立自身的内部风险评估系统和计量工具，培养独立的风险识别和分析专业团队，不断提高内部评级能力，对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进行客观分析和判断，不能盲目依赖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
7、落实新资本协议全面风险管理实质要求，避免追求形式化达标。
我国监管机构目前制定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步骤和时间表，商业银行正在为实施做积极准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简单理解为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计量约束，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新资本协议中全面风险管理实质要求，这会导致商业银行为满足监管机构实施要求走形式化达标的捷径。因此，我国监管当局和商业银行不能只强调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建立和监管资本的满足，应突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流程等内控机制的建设，从公司治理、组织结构、管理流程、制度规则、资源保障等方面实质性提升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促进银行审慎经营，强化风险管理自我更新机制，并且不断强化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的建设。
8、加强新形势下商业银行外部监管，将评级机构纳入监管范畴。
商业银行等金融行业具有很大的“外部影响效应”，金融危机的发生也说明金融市场不是有效市场，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会给金融市场带来灾难性影响。我国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第一，商业银行经营正实现从单一传统信贷业务向综合性金融业务转型，我国分业监管格局存在许多监管盲区，应加强对商业银行综合性经营的监管。第二，银行创新业务和表外业务的动因之一是逃避监管以降低合规性成本，寻求超额利润的投资机会，因而监管机构应对商业银行创新业务和表外业务给予特别关注，对商业银行创新业务和表外业务实质风险加强监管。第三，在我国银行体系日益市场化的情形下，市场外部约束机制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信息披露可以促进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和发展，监管机构应不断加强商业银行各类业务风险的信息披露管理。第四，监管机构应将评级机构纳入到监管范畴内，对评级机构设立专门准入、公司治理、内控、评级方法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监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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