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评述 |
| 高鸿鹰 2011-03-24 |
| 摘 要： |
近些年来，新结构主义结合经济发展实践对传统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扬弃，取得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进展。本文从中心一外围结构、新工业化道路、收入分配以及分析视野拓展等视角，对新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文献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
| 关键词： |
中心一外围，新工业化，收入分配，平等公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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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兴起，起始于发展经济学对拉美新自由主义发展思路的质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新结构主义注意到新自由主义消极的一面，开始积极探索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在继承传统结构主义合理内核的同时（Bielschowsky，2009），充分吸收新自由主义的营养成分，寻求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的统一，以保证短期和长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Berthomieu，Ehrhart&Hernandez- Bielma，2005），强调“越是依赖市场，越需要政府的积极主动作为”（I.all，2005，p.34）逐渐成为分析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20世纪90年代末，拉美国家（除智利）经济衰退的现实进一步促进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
近些年来，新结构主义针对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紧迫问题，不断进行“正统经济理论和非正统经济理论的结合”（ Rosenthal，1996，p.17），在重新思考中心一外围结构、探索新工业化道路、反思收入分配不平等、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视野等方面，取得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进展，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
一、中心一外围结构的再思考
传统的中心一外围理论强调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关注中心（发达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贸易地位的不平等，注意到中心对外围的剥削以及贸易条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趋势，主张进口替代的外贸发展战略。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实践和理论的原因，进口替代战略逐渐为新自由主义的出口导向战略所取代。然而，新结构主义注意到，拉美的外向型发展同样遭遇到实践和理论的挑战：（1）出口导向战略并没有像新古典经济学所预测的那样－－推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发展趋同，中心与外围的差距反而表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例如，在1985年，拉丁美洲各国的平均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2.9%，但是，到了1999年，其平均人均收入却下降为仅仅只有美国的17.7%（Hausmann&Rodrik，2003，p.604）。（2）比较优势理论关于经济环境的完全竞争和非规模经济假设－－出口导向战略的理论基础－－在当今国际经济环境中难以充分实现（Cypher，2007）。现实和理论的困惑，促进了新结构主义对中心一外围理论的重新思考。
新结构主义结合经济发展的实践，进一步论证了中心一外围结构的客观性，阐述了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1）规模与市场控制力缺失。Dijkstra（2000）注意到，拉美国家的产品，例如农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制造业产品等，其生产函数往往具有较低的规模效应，从而难以形成垄断，不具备与中心国家相匹敌的市场控制力。与此同时，规模效应缺失也导致拉美国家在学习能力和研发等方面处于劣势。（2）劣势的循环累积。Milberg（1994）指出，技术能力（technological capability）的绝对劣势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Ocampo（2002）强调，鉴于中心一外围结构中既有的非对称性，全球化必然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不对称性。考虑到劣势（优势）的循环累积，中心一外围之间存在趋异（而不是趋同）的趋势。Shaikh（2005）发现，除技术能力水平之外，实际工资、企业组织、治理结构、管理方法以及资源禀赋等真实生产成本，同样是拉美国家生产劣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对中心一外围之间的扩散效应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加剧了外围国家工业化的长期滞后。（3）全球价值链（GVC）分化。Milberg（2004）注意到，全球化凸现了价值链在生产组织和国际竞争中的作用。由于产品联系效应的差异，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发生分化：中心国家处于价值链的高端，而外围国家位于价值链的底端。外围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利地位压缩了其利润空间，阻碍其与中心国家之间的趋同。新结构主义认为，中心一外围的不平衡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Ferrer，2010）。
与中心一外围形成机制的认识相适应，新结构主义进行了具有创造性的国际贸易战略研究。一方面，新结构主义注意到经济发展仅仅依靠出口导向战略难以自发地过渡到高级的工业化阶段，反对以低端产品出口为主的外向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新结构主义意识到传统进口替代战略过度依赖狭窄的国内市场，受到国内需求不足的制约。Sunkel（1993）提出“内生发展”的国际贸易战略，强调把工业化引向在长期发展战略中被认为是优先的和有希望的国内、国际市场；CEPAL（1994）强调“开放的地区主义”，既有别于封闭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又非同等的和完全的开放。新结构主义探讨了通过发展生产供给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工业的竞争优势，以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途径。Sunkel认为，“内生发展”应该配合适当的产业政策，从产品质量、灵活性、要素效率和技术能力等供给方面增强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是一种注重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兼顾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开放性发展战略。Ocampo（2002）强调，制度发展、社会凝聚、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等内源性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应对国际经济结构非对称性的有效途径。Paus（2003）的实证分析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在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有限。通过公共教育以增加“使新技术适合国内环境的能力”和“发展新技术的能力”，对改善中心一外围结构具有基础性作用。新结构主义还总结了非同等和非完全开放战略的实际效果。Baumann&Fran-co（2006）对巴西（1995 - 2000）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有效关税和有效汇率对进口替代的积极意义。
二、新工业化理论的发展
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一直为“黑箱”（技术进步匮乏）和“空箱”（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困惑（Fajnzylber，1990）。新结构主义逐渐意识到，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寻找一条基于增长和创造力基础上的新工业化道路。近些年来，大量的文献从“大推进”、系统竞争力以及工业化政策等视角，对新工业化道路进行了系统的思考。
（一）重新关注工业化的“大推进”
“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发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出现了有关外部经济、战略互补性和经济发展等许多思想，它们现在在学术上仍然得到承认，或许仍然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克鲁格曼，2000，p.8）。Murphy，Shleifer&Vishny（1989）对“大推进”理论的模型化表述和进一步分析，对新工业化道路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结构主义结合经济发展的实践，重新思考了新工业化的“大推进”。考虑到现代工业的规模递增和竞争不完全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必然存在多重均衡。市场规模效应导致产业之间存在外部经济和战略互补性，需要通过“大推进”的方式以推动工业化从低级均衡向高级均衡转变。Sunkel（1993）针对拉美的工业化指出，拉美国家应该注重在钢铁、金属加工、电力机械、基础化学、石油化工等联系效应较大的产业中培育支柱产业，充分发挥产业的战略互补性，以带动现代工业规模和市场需求的总的扩大。当然，在新工业化初期，互补的产业之中可能存在非盈利产业，这就需要产业政策对非盈利产业予以合理支持。Sunkel还特别强调能源、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新工业化“大推进”中的外部经济效应，主张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Ocampo（2002）从“产业链”的视角指出，新工业化应该注重培育产业链中具有领导作用的生产部门，充分发挥产业链上一下游之间的战略互补性，以增强整个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
（二）注重提高系统竞争力
新结构主义逐渐意识到，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工业化道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向较高级阶段的转变。Milberg（1994）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的实证分析表明，基于“劳动系数”基础上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对国际贸易及相关产业的影响并不显著。Cypher（2007）总结道，考虑到拉美国家在贸易开放前后广泛存在的劳动力非充分就业以及国际贸易不平衡状况，基于比较优势的工业化战略主要有利于拉美的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工业的发展，而不是新工业化进程。
为了追求高级的工业化进程，新结构主义重新注意到普雷维什分析视角的现实意义，开始在注重市场需求的同时，强调提高生产供给的竞争优势，逐渐提出基于系统竞争力基础上的工业化道路。Shapiro（2003）系统地指出，增强拉美国家工业系统竞争力的关键，是企业水平层次的竞争力培养，这包括：技术掌握、熟练劳动力培养、品牌建设、供应链完善、以及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提高，等等。Milesi（2007）注意到，贸易、生产、技术和制度环境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对于阿根廷、智利和哥伦比亚的中小企业（ SMEs）的出口贸易（2001 - 2004）具有积极意义。
新结构主义认为，发展技术能力是提高工业系统竞争力的基础。在《第三世界国家技术能力》（1984）一书中，Fransman系统地提出了发展技术能力以促进工业化的思想。Sunkel（1990）指出，加强生产企业、人才培训机构、科研机构合作、以及鼓励公众充分参与以推动“技术进步的创造和分发”，是内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大量文献开始关注技术能力发展的研究，深入探讨了外部性、制度创新和政府作用（ Milberg，1994）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发展的积极意义。Romijn （1999）的实证分析，验证了获取技术能力以增强系统竞争力对发展中国家企业成功的重要意义，经验支持了新结构主义注重技术能力的工业化战略。
（三）工业化政策研究
与积极的工业化道路相适应，新结构主义主张一种选择性、战略性、对市场起补充作用的新型国家干预模式（Sunkel，1993）。新结构主义的工业化政策研究，注重拉美和亚洲的工业化政策对比（Lall.2005），并根据经济发展实践进行创新。
Milberg（1994）指出，考虑到系统竞争力滞后是发展中国家新工业化的瓶颈，产业政策应该倾向于从供给的视角增强竞争力。在产业政策中，“国家至关紧要的功能，是提供有组织的技能发展和创新激励，以促进增长和竞争的发生。”Rodrik（2004）认为，产业政策应该有利于抑制信息外部性而激励协调外部性，并且着重支持具有规模潜力和集聚效应的技术进步。Suzigan&Furtado（2006）注意到，强调技术创新、明确目标和变革制度对巴西工业政策（2003-2006）具有积极作用。Cypher（2007）结合拉美的新工业化道路，分析了“内生发展”进程中的两种市场失灵：（1）外向生产中的市场失灵。出口企业之间存在国际市场信息外部性（information externali-ty），使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容易被模仿，从而降低了市场开拓所创造的短期租金。（2）内部发展中的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在促进产业协调发展方面存在失灵现象，从而不能充分发挥上一下游产业、基础设施发展的协调外部性（coordination ex-ternality），抑制了产业之间的战略互补，市场失灵需要产业政策干预，当然，新结构主义的国家干预不是直接干预生产过程，而是对市场机制的补充和引导。
三、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反思
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普遍高于发达国家，拉美更是全球分配不平等最高的地区之一，贫困人口数量庞大。新结构主义反对“轻分配”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市场机制、长期动态趋势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视角，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一）市场化与收入分配不平等
新结构主义对市场机制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表示怀疑，认为市场机制有时会损害最贫困阶层的利益，从而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于是，国家应该优先关注最贫困和最易受损害的阶层，减小外部冲击对他们的影响，例如，从生产、生产率、收入和社会服务方面对贫困阶层予以支持，等等（Sunkel&2uleta，1990）.
新结构主义的质疑得到拉美等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证实。Deininger&Squire（1996）对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进行了测度，其中，基尼系数的中间值分别为：拉美50.00、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42.30、中东和北非39.72、东亚及太平洋地区34.80、南亚31.59。结果显示，市场化改革较为积极的拉美，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Hueber&Solt（2004）同样发现，在1995年左右，推行激进经济自由化的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增加幅度，几乎是温和自由化国家的两倍，“高水平的经济自由化和更激进的自由化过程，与高度的不平等和贫困具有联系。”Beccaria&Groisman（2006）注意到，阿根廷劳动力市场对特定人群的排斥，是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Carter&2immerman（2000）理论分析了：（1）市场机制能否有效地缓解财产分配不平等程度，并减少不平等程度降低过程中所产生的代理成本；（2）与政府的收入分配平等化政策干预相比较，市场机制的效率如何？他们建立了一个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条件下的无限期收入分配模型，并根据尼加拉瓜的数据进行了50期的运算。模型分析显示：（1）在尼加拉瓜，贫困农业家庭通过理性预期的模仿，虽然能够绕过由于多重市场失效所导致的静态决策下的积累障碍而推动财产分配趋于平均化，但是这一收敛过程非常漫长；（2）相对于自由放任的资本市场，正确的再分配政策更能够推动财产分配的平均化。他们的分析有力地支持了新结构主义的市场与干预相结合的收入分配战略。
（二）“倒U型”假说的质疑
“倒U型”假说是库斯涅茨对发达国家早期的收入不平等长期动态趋势的一种归纳。新结构主义反对“倒U型”假说简单地广而化之。Deininger&Squire（1998）的实证分析经验支持了对“倒U型”假说之普遍意义的质疑。他们对收入不平等长期趋势进行了跨国对比分析：在49个样本国家中，5个国家出现“倒U型”关系，4个国家出现“U型”关系，其他40个国家和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关系。他们的结论是，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都受到各国初始发展条件以及经济政策的影响，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相互关系。Beccaria&Groisman（2006）观察到阿根廷家庭主要收入的差距持久性。
Eicher&Garcia-Penalosa（2001）分析了技术能力对收入不平等趋势的影响。假设：（1）干中学（ LBD）推动技术进步的速度取决于上一期的技术工人总量；（2）研究开发（R＆D）推动技术进步的速度取决于公共支出投入和上一期的技术工人总量；（3）技术进步通过改变劳动力相对需求而影响收入分配。在经济发展早期，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干中学，以后研究开发的作用逐渐增强，随着熟练工人所占比例的上升，劳动力相对需求曲线呈现出倾斜的S型。于是，劳动力相对需求曲线与劳动力相对供给曲线可能存在一个或者三个交点，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可能出现4种情况：不变、增加、减少或“U型”变化。
（三）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
贫困的消除以及收入平等化曾经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于是，经济发展往往是注重增长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分配。新结构主义反对“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理念，而主张“注重公平”的发展战略。
Murphy，Shleifer&Vishny（1989）在规模效应和正外部性的假设下，论证了收入不平等对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肯定了通过减少贫困和降低收入不平等以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的典型案例是：17世纪50、60年代，哥伦比亚的烟草出口业相当繁荣，但是由于出口扩大而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大种植园主手中，大种植园主增加的收入主要花费在进口奢侈品上，哥伦比亚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因此而被拉动。1880年以后，哥伦比亚的咖啡出口再一次繁荣，并且，由于咖啡主要由规模较小的家庭农场所种植，出口扩大而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小农场主手中，进而被大量用于购买国产的工业品，从而明显地推动了哥伦比亚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Galor&2eira（1993）在拉美等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收入分配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信贷市场不完全的假设下，存在一个财富临界点：初始财富低于临界点的人，无论是通过贷款的方式投资于人力资本，还是直接从事非熟练劳动工作，其收入水平都将收敛于较低的均衡；反之，初始财富高于临界点的人，无论是通过贷款的方式投资于人力资本，还是应用自有财富直接投资于人力资本，收入水平都将收敛于较高的均衡。当一个国家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时，多数人的初始财富低于临界点，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量较少，该国经济发展必然收敛于一个较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
Cypher（2007）发现，在1980-2001年间，墨西哥的真实制造业工资下降了大约20%。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贫困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阻碍了工人收入向较高水平均衡点的收敛，墨西哥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因此受到影响。通过再分配政策以促进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可以在不减少富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增加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收敛于一个较高收入水平的均衡。
四、分析视野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分析，更多是超越时空的纯经济分析。然而，经济发展远不仅仅是超越社会、超越政治、超越历史的纯经济问题。新结构主义注意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野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更加广阔，在很多方面更加贴近经济发展的现实，因此，应该注重借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以观察经济发展问题。
经历了200多年“不公正的发展”之后，拉美更加关注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公正问题。Fajnzylber（1994）从系统竞争力的视角论证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一致性，拓展了新结构主义对经济发展的理解。Fajnzylber认为，没有社会公正的经济竞争力最终必然被证明是短命的，没有竞争力的社会公正同样也不会长久。之后，新结构主义对社会公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逐渐系统和成熟。1990年，拉美经济委员会报告把社会公正提高到发展战略的高度；2004和2007年，拉美经济委员会进一步对“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及其增强途径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Barcena（ 2010）对危机后拉美经济的反思，再一次注意到社会分割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并强调公共政策应该在未来的构建中发挥导向作用。
新结构主义拓展了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分析：（1）公共政策的成本分析。Sunkel&2uleta（1990）注意到，公共政策应该努力减少结构调整中与改革相联系的劳动力重新配置代价。Saad－Filho（2005）指出，新自由主义“系统性地误判了其本身的政策成本。这些政策成本包括永久性低增长率的动态利益损失，高失业率、……外汇浪费、资金外流导致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以及……工业基础萎缩的负效应。”Saad－Filho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拓展了公共政策成本的间接组成部分，促进了新结构主义公共政策成本分析中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2）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分析。在很多拉美国家，公共政策与个人主动性的关系一直不尽人意，并且阻碍到国家干预对市场的补充作用。Rodrik（2004）在反思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对促进国家公共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思考。Rodrik注意到，在与私人部门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同时，公共部门应该保持充分的自主性以避免为私人部门所控制，这是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保证。
新结构主义注意到制度完善对于“宏观经济管理与微观及中观经济层面的新干预形式的结合”（Rosenthal，1996，p.17）的重要作用。（1） Fajnzyl-ber（1994）指出，宏观经济平衡是经济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实现经济发展还需要一系列体制因素和制度完善，发展了早期新结构主义追求宏观平衡的经济发展思想。（2）理想的制度可以推动雇主与工人之间直接形成共识，国家只是作为被最终诉求的调解人（ Lahera，Ottone&Rosales，1995）。新结构主义强调制度在协调社会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政府和代理人应该注重体制改革和政策制定，以合理变革生产模式、实现社会公正。（3）在拉美国家，由于技术进步活动较容易被模仿，从而减少了企业在对发达国家技术进行应用、改进和适用性创新中的获利，于是，打击了企业技术活动的积极性，抑制了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上述现象在进口替代时期已经存在，并且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更加严重。Hausmann&Rodrik（2003）分析了影响技术进步的技术市场问题，并强调完善制度以克服市场失灵是促进技术活动的有效途径。
五、评论与启示
新结构主义注重从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对比分析各种类型的差异性发展进程的基础上，不断超越理论，其对经济发展的分析，既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结构主义，也不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而是对传统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当然，新结构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思考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但是，这些思考无疑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战略选择，并且，其理论构建也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范式。
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如国际经济关系、增长方式、民生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等结构性问题。新结构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具有结构性特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一般性问题和规律，其理论分析对于理解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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