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及中国的机遇 |
| 李扬 2008-08-25 |
| 摘 要： |
本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因此，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列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文章指出，由少数国家主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非关键货币国家的潜在风险因素，所以，根本出路在于在亚洲形成货币合作机制：一是应当建立一套比较合适的经济和社会的制度安排。二是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证各种各样的金融活动、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得以顺利地开展业务。三是应当以创新的精神，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扩大人民币的交易规模。四是应当创造条件，大力培养合格金融人才，为国际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人力资本。 |
| 关键词： |
国际货币体系，金融改革，亚洲货币合作，货币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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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被国际社会热议了半个多世纪但迄无结论的问题。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一直在抱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但是，这种主要基于道义理由的责难不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化，一向就只相信经济和金融的实力：在国际金本位时期，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国家可以主宰世界；而在不兑换的法偿货币时代，则是那些在全球生产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能够让自己的货币走遍全球，为其他国家使用和持有，并且以此来左右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动态。基于这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所以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列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正是因为本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更已经大大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实力对比。实力格局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引发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
一、少数国家主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非关键货币国家的潜在风险因素
为了探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回顾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是有益的。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种“双挂钩”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按照一个固定的比率同美元挂钩。这个制度正常运行的条件，一是美国在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不断向国际社会提供清偿力，二是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并维持该制度的稳定。众所周知，这个制度隐含着“特利芬两难”的矛盾，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上半叶，该制度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以“牙买加协议”为标识的国际浮动汇率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自谋生路，以求自救。其路径基本上有两条。
第一条路径是寻求建立某种货币联盟，在一个小范围内另起炉灶。最具代表性且最成功的例证是欧元区的建立。经过长达30余年的艰苦努力，这个地区终于在上个世纪末，以国际协议的方式形成了统一货币区。欧元的启动以及随后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使得欧元区各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以汇率波动为要点的国际货币制度不稳定给区内各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冲击。另外，在这种体系下，区域内每个国家不必保持高额外汇储备，从而使得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最小化。
第二条路径则是重新实行美元本位制，也就是，将自己国家（地区）的货币按照调整过的汇率仍然与美元挂上钩并努力维持汇率稳定。欧元区以外的多数国家（地区）走的都是这条路。这样做的好处十分明显：由于美元是被多数国家接受并使用的国际货币，与美元挂钩，便使得挂钩国家在从事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入时，获得了价格稳定的良好环境。
但是，这同样也是一条成本很高，而且常常使挂钩国家陷入困境的路径。其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由于在国际交易中和建立国家储备时必须使用他国货币，挂钩国家（地区）便普遍存在着货币错配问题。所谓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指的是一国资产负债表（即国家资产的净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它指的则是一国损益表（即国家的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也就越严重。
第二，各国货币钉住关键货币，一旦挂钩国和关键货币国之间的国际收支间出现根本性不平衡，就会出现调整的不对称问题。由于美国并不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那样依法承担调整不平衡的成本，不平衡问题一旦出现，往往就会导致挂钩国家陷入成为美国经济波动和风险承担者的不利局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眼下发生的次贷危机，更是一个新的例证。
第三，与上述第二点相联系，广大非关键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免陷入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基于如下的现实：在美国和欧洲，其货币当局只须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制定单一的货币政策；而在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中，货币当局不仅需要针对国内经济形势来确定其利率和货币供应政策，还要同时根据对外平衡的状况，运用同样的工具来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汇率政策。遗憾的是，对内和对外的这两套政策，在目标和手段上常常相互冲突。
即便关键货币国家出于某种考虑或迫于国际压力，承担起稳定币值和调整国际收支的国际责任来，根据“特利芬难题”的逻辑，他们最终也会遇到币值稳定和国际收支恶化同时出现的两难困境。这意味着，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非关键货币国家要想免除汇率波动的不当干扰，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设法自救。
二、根本出路在于在亚洲形成货币合作机制
虽然世界上非关键货币国家占据多数，但在其中，亚洲各国（地区）对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感受最深。这是因为，亚洲各国经济的对外部门大都比较重要，其外汇储备规模也十分巨大，因而蒙受货币错配的风险最大。
不妨大致勾勒一下全球经济的总图景。目前，从地缘上说，世界存在三大经济区域：美国、欧洲和亚洲。从经济总量上看，亚洲最大，欧洲次之，美国最小。但是，从金融方面看，则是美国最强，欧洲次之，亚洲最弱。如果再集中到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手段上看，问题更为严重。迄今为止，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亚洲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自己规模巨大的产品和劳务的出口，以及日益增加的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无论是计价还是实际的移转，都必须以美元和欧元为载体。于是，汇率稳定与否，就永远是这些国家（地区）宏观调控难以回避的持续挑战。既然涉及汇率，就免不了要时时谨慎地处理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免不了要仰承他们的鼻息，而且常常还会遭受无端的指责。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唯一的出路在于效法欧洲，积极推进亚洲货币的一体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各种形式的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合作都采取积极态度。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经济和国际货币环境。当然，亚洲货币一体化是一条长满荆棘的道路。从上个世纪末的“清迈倡议”算起，我们事实上已经做出了仅十年的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合作还局限在防范危机的领域，建立地区统一货币体系的根本大事，尚未出现值得一提的举措。借鉴欧元启动的历史过程，我们或许需要做好再努力几十年的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系，在互信的基础上形成一体化的政治共识，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辐射力的扩大，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加强。我们有理由相信，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今后将越来越成为广大亚洲国家（地区）的共同事业。
然而，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积极的努力，当前由美元和欧元主宰全球金融体系的状况都不会很快改变。面对这个冰冷的现实，我们必须有长期的应对之策。在我看来，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更为积极主动地运用这些外汇储备，则是过渡时期的理性选择。
于是我们就需要讨论全球外汇储备巨额积累的合理性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大都转向了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根据国际金融的传统理论，实行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一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外汇储备以天文数字在迅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外汇储备的全球积累是以相当不平衡的格局在发展着。具体说，在世界的一极，美国和欧元区的外汇储备规模较小且保持稳定；在世界的另一极，外汇储备则迅速积累，甚至是南美洲的传统的重债国，现在也都摆脱了负债的地位，成为净债权国。对于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外汇储备的巨额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权财富基金”问题，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这是在难以摆脱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和其他经济政策对本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在汇率风险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降低持有外汇之制度机会成本、追求更好的长期回报和抵御金融风险的一种不得已的积极安排。
无论今后的亚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扩大人民币在大中华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使用范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果上述讨论的确描绘了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路径，则建立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包括国际贸易中的计价、交易、结算，乃至储备货币的安排，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在今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中，努力形成人民币中心，构成国内各个城市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
为了推动这一进程，需要做出大量的努力。其一，应当建立一套比较合适的经济和社会的制度安排。其二，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证各种各样的金融活动、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得以顺利地开展业务。其三，应当以创新的精神，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扩大人民币的交易规模。其四，应当创造条件，大力培养合格金融人才，为国际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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