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种人力资本 |
| 吕国营 2011-03-15 |
| 摘 要： |
在我国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下，由于医生和医院的声誉主要来源于医疗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生职称评定制度、医院等级评定制度和其他各项评估制度，医生和医院自然就会在这个指挥棒下寻求声誉，甚至通过寻租来寻求声誉。有谁还会通过自律来树立声誉呢？在这种制度环境下积累Ⅱ型人力资本就显得得不偿失。政府声誉机制对市场声誉机制的挤出，导致Ⅱ型人力资本贬值，进而导致医疗供方失去积累Ⅱ型人力资本的动力，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医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
| 关键词： |
人力资本，两种类型，交易成本，道德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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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医患关系的和谐
一、引言
人力资本理论最先由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1960）系统提出，他在研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现，基于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这三种传统的生产要素，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于是就把着眼点转向了人力资本。舒尔茨将资本概念从物质资本扩展到人力资本，极大地拓展了资本的内涵；同时，抛弃了劳动的同质性假设，明确指出劳动的异质性，极大地深化了对人们劳动的认识。在舒尔茨看来，劳动的异质性并非先天形成的，而是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
然而，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认识并不完整。在他看来，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在学术界，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今天。事实上，人们忽视了一种极其重要的人力资本，那就是人的品德。本文把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舒尔茨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称为Ⅰ型人力资本，把人的品德称为Ⅱ型人力资本。这样定义，只是根据概念形成的历史次序，并非意味着Ⅱ型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及Ⅰ型人力资本。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Ⅱ型人力资本甚至比Ⅰ型人力资本更重要。
二、从Ⅰ型人力资本到Ⅱ型人力资本
（一）品德是人力资本吗？
人力资本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人力资本依附于人本身，“没有人能够把自己同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分开”。第二，人力资本由投资形成。虽然健康与先天的基因有关，但至少有一部分健康是由后天投资形成。格罗斯曼（Michael Grossman，1972）认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够更有效地提高健康状况，他能理解并有能力保持身体健康，并且懂得如何配置时间和其他资源来改善健康状况。这意味着健康状况的提高与教育投资有关，其实，格罗斯曼的观点也是人力资本理论在卫生领域的一个运用。第三，人力资本能够带来未来收益。在这三个特征中，后两个特征与物质资本一样，第一个特征则区分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差别。
那么品德是否符合人力资本的三个特征？首先，品德依附于人本身，人是品德的载体。其次，虽然有“人性善”、“人性恶”之说，但品德不是先天生成的。对于两个新生婴儿，医生能够判断哪一个更健康，但是无法判断哪一个品德更好。品德的形成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组织教育以及个人修养的结果，因此，也是由投资形成。第三，品德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带来未来收益。以医患关系为例，良好的医德增加了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治疗时积极配合，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医疗纠纷引起的防御性治疗和诉讼成本。由此可见，品德也具备人力资本的三个特征，把品德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两种人力资本的关系。
完整的人力资本既包括Ⅰ型人力资本，也包括Ⅱ型人力资本，在能力培养过程中，片面重视技能培养而忽视品德修养，不仅使人力资本总量减少，而且造成人力资本结构的畸形，进而导致人力资本贬值。从广义上说，一个人的能力是技能与品德的综合，能力只有在鲁宾逊一人世界才与技能等价，除此之外，人的能力既取决于技能更取决于人品。例如，医生治疗疾病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医生掌握的医学技能，也和患者的配合程度有关，而后者取决于医德水平。医德越高尚，患者就越信任、越配合，治疗效果就越好。因此，在人才引进时，对能力的考察不仅包括“才”，也包括“德”，“德才兼备”者方为人才。
在人类社会中，Ⅱ型人力资本是Ⅰ型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基础，影响Ⅰ型人力资本的价值。Ⅰ型人力资本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功能在于提高生产效率。Ⅱ型人力资本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其功能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以管理能力为例，人们往往把管理能力等同于管理技能，其实，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既取决于所掌握的管理技能，更取决于管理者的品德。同样一句话，出自不同的管理者之口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德高望重的管理者一呼百应，威信扫地的管理者无论采取何种先进的管理手段都很难奏效。如果说威信本身就是管理能力的一部分，那么，威信背后的品德自然也是管理能力的一部分。在工作中“买谁的账”或是“不买谁的账”更多的是依据对方的品德而不是技能。
（三）Ⅱ型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差别。
社会资本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S.科尔曼（James S.Coleman）指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认为义务与期望、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以及有意创建的组织这类社会关系可以构成对个人有用的社会资本。如果用三角形ABC的三个顶点代表三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则连接各点的线段就代表社会资本。
Ⅱ型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差异。首先，社会资本的概念源于社会学。虽然品德属于伦理学概念，但是，一旦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便突显出经济学意义：Ⅱ型人力资本代表了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机制。其次，社会资本依附于组织、关系或者网络，主要在网络内部发挥作用；Ⅱ型人力资本则依附于人本身，即使走出社会网络，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因此，社会资本不可携带，而Ⅱ型人力资本可携带。第三，虽然Ⅱ型人力资本具有正的外部性，但基本上它是一种私人物品。社会资本则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点正如科尔曼所言：“就有目的的行动而言，许多社会资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的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
（四）Ⅱ型人力资本与交易成本。
虽然品德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但一直没有被人们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这说明，人们的思维仍然囿于传统经济学的框架。传统经济学是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其隐含的前提就是交易成本为零。即使舒尔茨在传统三要素之外，提出人力资本要素，仍然把企业视为一种生产函数，只要投入所需要素，就能获得既定产出，没有考虑到其中的交易成本问题，例如工人的偷懒行为和管理者的监督成本。在零交易成本下，品德和制度、产权安排一样，变得无足轻重，市场交易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顺利、有序的进行。然而在现实世界，交易成本不仅不为零，甚至在一些领域，交易成本高到足以中断可能的交易，正如科斯（Ronald Harry Coase）所言“迄今所阐述的观点都假定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存在成本的，当然，这是很不现实的假定。……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成泡影”。交易成本问题遂为经济学家所瞩目。正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度和产权安排才变得重要；同样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品德才显得重要，并且成为人力资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Ⅱ型人力资本的承诺功能
前面已经述及，Ⅱ型人力资本的根本作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具体而言，Ⅱ型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信号功能、抵押功能或承诺功能降低交易成本的。信号功能是指Ⅱ型人力资本能够揭示主体的类型，表明主体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信任或不可信任，可以打交道或不可打交道。下面主要分析抵押功能或承诺功能。
抵押就是一种承诺，承诺则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保证承诺的可置信性，因此，抵押功能与承诺功能其实就是一回事。关于人力资本是否具有抵押功能，主流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由于人力资本依附于本身，所以被认为不具备抵押功能。在上世纪90年代张维迎（1996）就“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与周其仁等的争论中，虽然双方分歧很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认为物质资本可以离开人独立存在，具有抵押功能，而人力资本由于依附于人本身，没有抵押功能。
事实上，虽然人力资本的抵押功能确实弱于物质资本，但是它确实具有抵押功能。以医生为例，医生通过长期医学院的学习和临床经验积累，形成一种专用性很强的人力资本，一旦因道德风险而不得不退出医疗领域，人力资本将大幅度贬值。医生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形成一种沉没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抵押作用，并以此向患者做出无声的承诺：我将严守职业道德。并且，一个人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越大，抵押功能就越强，承诺的可置信性就越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名医严守职业道德。
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Ⅱ型人力资本同样具有抵押功能和承诺功能。我们知道，高尚品德的形成需要长期的修炼，修炼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从而形成机会成本），需要克制各种欲望（包括创造收入的欲望），一句话，高尚品质的形成是有代价的。然而，漫长修炼的结果却可以毁于一旦。换句话说，Ⅱ型人力资本的积累虽然与Ⅰ型人力资本一样是渐进式的，但是其破坏却是突变式的。不仅如此，Ⅱ型人力资本的突然贬值将导致Ⅰ型人力资本的突然贬值。韩国“黄禹锡”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使黄禹锡的科研能力依然存在，其整体人力资本也大为贬值。个人的品德类似于企业的品牌。美国的“安然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安然事件”发生后，即使它庞大的物质资本和Ⅰ型人力资本仍然存在，但品德瞬间崩溃，导致企业倒闭。
正是因为Ⅱ型人力资本积累的渐进性和破坏的突变性，使得Ⅱ型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抵押功能和承诺功能。一个医德高尚的医生，依靠医德赢得了广大患者的信任，赢得了广阔的市场份额，具有稳定的收入流。一旦发生丑闻，这一切将不复存在。拥有雄厚Ⅱ型人力资本的医生其实就是在以Ⅱ型人力资本作为抵押，向患者作出无声的承诺：我不会拿我的Ⅱ型人力资本开玩笑。
另外，Ⅱ型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交易双方形成稳定的预期。例如，医生的Ⅱ型人力资本增加了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程度，患者对医生形成一种预期，即医生会充当患者的完美代理人，从患者的利益出发实施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纠纷会减少；当医生预期到医疗纠纷会减少的时候，也会减少防御性治疗。这就是Ⅱ型人力资本形成的良好预期功能。
从宏观上看，Ⅱ型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当全社会积累了大量的Ⅱ型人力资本时，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就降低了。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当社会中每个人的Ⅱ型人力资本存量足够高时，交易成本将趋近于零。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抵押、担保之类防范道德风险的机制将大大简化，可以说，Ⅱ型人力资本的积累简化了社会机制。
四、Ⅱ型人力资本的培育
（一）哪些领域更需要培育Ⅱ型人力资本？
由于Ⅱ型人力资本的根本作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高的领域更需要培育Ⅱ型人力资本。一则交易成本高也意味着Ⅱ型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二则在这些领域中诚信与信任关系更重要。具体而言，Ⅱ型人力资本在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以及生产过程和产品非标准化领域价值更大。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交易一方可能利用信息优势产生道德风险，另一方则需要对这些行为进行监督和防范，或者通过机制设计，削弱对方的信息优势。当交易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的时候，容易诱发交易纠纷，医疗纠纷就是其中一例。再者，当生产过程和产品不能标准化时，就意味着产品质量难以鉴定，或者鉴定成本很高。道德风险、交易纠纷、监督成本以及鉴定成本，都构成了交易成本。在医疗领域，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治疗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医疗产品也是一种非标准化产品，因此在医疗领域，医德非常重要。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特别强调医德，流传于后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又称《医师誓言》，讲的就是医德问题。
（二）制度环境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们之所以愿意积累Ⅱ型人力资本肯定是因为这样做更划算。因此，为了鼓励人们积累Ⅱ型人力资本，就应该创造一种提升Ⅱ型人力资本价值的制度环境，在这种环境下，老实人不吃亏，讲诚信不吃亏。我们知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环境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统一配置各种资源，几乎不存在市场交易（黑市除外）。当交易只存在于个人与政府之间时，Ⅱ型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不足以激励人们积累Ⅱ型人力资本。在体制转轨时期，“强政府”的制度环境在某些领域依然存在，其中，医疗领域就是一例。在医疗领域，现行的管理体制依然是“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行政管理体制，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对国有医院具有支配作用，国有医院成为医疗卫生行政部门的附属物。尤其严重的是，医生和医院的声誉都来源于政府而非市场。我们知道，医生和医院最重要的资源不是物质资产，而是无形资产－－－声誉。声誉决定医生和医院的生死存亡。
在我国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下，由于医生和医院的声誉主要来源于医疗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生职称评定制度、医院等级评定制度和其他各项评估制度，医生和医院自然就会在这个指挥棒下寻求声誉，甚至通过寻租来寻求声誉。有谁还会通过自律来树立声誉呢？在这种制度环境下积累Ⅱ型人力资本就显得得不偿失。政府声誉机制对市场声誉机制的挤出，导致Ⅱ型人力资本贬值，进而导致医疗供方失去积累Ⅱ型人力资本的动力，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医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五、和谐医患关系
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没有社会矛盾，也不是指社会成员利益一致，而是指形成了有效化解矛盾的机制，Ⅱ型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其中之一。以医疗纠纷为例。前文已经提及，在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以及生产过程和产品非标准化领域，Ⅱ型人力资本非常重要。医疗领域同时符合这三个特征，尤其是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治疗效果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患者的配合程度。如果医生的品德不高，患者不信任，在治疗过程不配合，不仅会降低治疗效果，而且当治疗效果与患者的预期不一致时，可能引起医疗纠纷。为了防止医疗纠纷的出现，或者在可能的医疗纠纷中处于优势，医生往往选择防御性治疗，如提供过多的设备检查，引起医疗费用的增加。关于这种现象，科尔曼也曾指出，“目前在美国，患者以治疗失当为由，对医生提出的起诉逐渐增多，从而表明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水平已经下降，其结果，医疗保健费用开支增加，效益却有所降低”，如果医生积累了大量的Ⅱ型人力资本，赢得了患者的信任，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积极配合，当出现治疗结果与预期不一致时，患者也会谅解医生。从这个方面说，通过Ⅱ型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加医患之间的信任，有利于减少医疗纠纷，降低交易成本。虽然医疗领域较之其他领域更特殊，但医疗领域的特征，如信息不对称、产品非标准化在其他领域都或多或少存在，所以在其他领域，Ⅱ型人力资本的积累仍然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鉴于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提倡引导Ⅱ型人力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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